文|张永军
有人说，喜欢一个地方，是因为喜欢那里的一个人；怀念一个地方，是因为怀念那里的一群人、一段故事，甚或一种味道。
转眼之间，从聊城师范学院毕业将近三十年了。每当我想起它，总会在恍惚中看见1991年的聊城师范学院：逼仄简单的北校门，木制斑驳的校牌，茅盾先生题写的校名被岁月啃噬出痕迹，像极了我们被岁月磨出毛边的青春。
那时的北门还蜷缩在卫育北路的梧桐树影里。每到深秋，白蜡树金黄的落叶与红砖墙上的爬山虎相互浸染，把“聊城师范学院”六个斑驳大字衬得愈发沧桑。这所始建于1974年的学府，在上世纪80年代更名前还叫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。我们入校那年，校史馆里仍珍藏着泛黄的建校批文。魏大哥总说那块开裂的木牌是活的，“你们听，风穿过裂缝时像不像老先生在咳嗽？”他说话时总爱用指甲叩响碗沿，清脆的声响混着羊杂汤的热气，在冬夜里织成细密的网。
羊杂汤摊就支在北门外的小广场上。老板的铝皮桶永远冒着白烟，案板上码着切得极薄的羊肚羊肝，最神奇的是那罐暗红色固体辣椒——像是凝固的晚霞，铁勺轻刮便簌簌落下细碎晶粒。当琥珀色汤底撞上这团火焰，整碗汤顿时活了，红晕如宣纸上的朱砂渐次晕染。我们总要等到碗底微凉才敢啜饮，怕滚烫的汤水会烫坏这份奢侈。彼时师范生每月补贴三十七块五，而这一元钱的羊杂汤，抵得上买食堂两天的荤菜。
记得有个快飘雪的日子，我和魏大哥裹着厚棉衣来打牙祭。他忽然从棉衣内袋掏出个铝饭盒，神秘兮兮揭开盖子：“昨儿用化学系实验室的酒精灯，三个茶叶蛋煮了半宿。”晨光落在蛋壳蛛网般的裂纹上，我们蘸着辣椒碎分食，任蛋黄混着辛辣在舌尖炸开。后来每当我看见学校实验室的蓝火苗，总会想起那个雪夜里，魏大哥用烧杯煮出的茶叶蛋香。
如果回想“奢侈”的味道，我会马上想到班里的靖姐。她总穿件浅灰呢子大衣，衬得省城姑娘特有的白皙面庞愈发靓丽。那个寒假前的黄昏，我和另一位朋友齐君在图书馆旁的小路与她“偶遇”。“明天回家，你准剩了不少钱，请我们吃份宫保鸡丁吧。”靖姐爽快地答应。我们跟在她身后，看暮色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在学校北门东侧的那家小餐馆，我们兴致勃勃地对坐着，她为我们点了三样菜。后厨飘来花生油的焦香，当裹着琥珀色芡汁的宫保鸡丁盛在白瓷盘里端上来时，我们大口大口吃着，享受着唯有美食才有的惬意。
多年后我和靖姐视频——齐君已去美国，我们已渐渐断了联系。我忽然和她提及，现在只要一吃到宫保鸡丁，都会下意识地寻找花生粒。靖姐在视频里笑：“当年老板把花生换成黄瓜丁，是为省成本呀。”她身后书房里那盏台灯，竟与当年宿舍楼道的照明灯一模一样。原来有些味道早已超越味蕾，成了丈量时光的标尺。
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有“呱嗒”。这种用老面裹肉馅烙成的半月形烧饼，非得用槐木鏊子才能烙出特有的焦香。北校门外的早餐摊总把面团甩得啪啪响，案板震得油瓶直跳：“要‘呱嗒’还是‘闷雷’？”老板会问——前者是开口笑的模样，后者则把香气全闷在鼓胀的面皮里。毕业离校那日，我特意带上三个“闷雷”，我想恐怕往后想吃也“打不着雷喽”。果然，当聊城师范学院变成聊城大学，当北门换成鎏金大字的新牌坊，那些在晨光里噼啪作响的烟火气，终究成了记忆中的回味。
1995年7月，为了照顾父母，我没有留在城里，成为当年为数不多回到县域高中执教的毕业生，不知不觉将近三十个寒暑。这些年，在自己的人生行程中，或者说在“现实”与“实现”之间，早已远离了曾经的梦想，但在年复一年的枯燥中，我坚守住了阅读、写作和思考，并使之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大学时的朋友，现在并不时常联系，甚者有的已经几年没通音讯了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友情，不怕时光的洗磨，曾经火热过的心，哪怕留有一份余温，都足以熨暖岁月。圣爱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中有句话：“当你喜欢上一个星球上的一束小花，你同时会喜欢上那个星球，因为当你抬头看那个星球时，你会说，我的花在那里……”
去年重游故地，新盖的图书馆玻璃幕墙映着流云，却再找不到当年油印室旁的丁香丛。北校门口有家羊杂汤，辣椒块装在青花罐里。我望着菜单上28元的价格忽然莫名感慨，我们怀念的或许从不是食物本身。就像当年我们在宿舍楼前晾晒的被单，在风里鼓荡出的不仅是皂角香，更是被阳光烘暖的年轻时光。
离校时特意绕到校园里还树立着的围墙边，苍苔覆盖的砖缝里，一株野茉莉开得正艳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后，在影集的扉页留下的笔迹：“所有的味道终将消散，但总有些东西会像老耿的辣椒罐，在记忆深处持续释放着温暖的灼痛。”恍惚间，我们已难以与二十年前的自己重叠。
暮色渐浓，新北门的霓虹灯次第亮起。那些曾经觉得永远不会结束的黄昏，那些共享一碗汤的温暖，那些被经历打磨得发亮的岁月，此刻都化作掌心的温度。原来当我们细细回味时，品出的从来都是时光窖藏的故事，是青春以味觉形态的复活，是穿越岁月依然隽永的温情。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正高级教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