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家印：为了患者的健康永不停步

杨家印：我的父亲是一名基层乡村医生。从小，我就经常看着他走村入户、到田间地头给村民看病。父亲是一名中医，面对乡亲们的各种疾病，他常常用简单的草药就能药到病除。这让我觉得非常神奇、非常了不起。父亲告诉我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到高等院校去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，希望我能实现他的这个愿望。

父亲的医术医德让我非常崇拜，他的从医经历也让我喜欢上了医生这个职业。所以，报考大学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第一志愿就报了医学专业，并由此走上了学医之路。

从医这些年，我治疗过很多患者，不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就在前几个月，我接诊过一名来自云南省丽江市的少数民族患儿，患儿只有一岁零两个月大。之前，因为先天性胆道闭锁，患儿做了手术，但其病情很快又发展成肝硬化、肝功能失代偿。来院就诊时，患儿体重不到7千克，黄疸、腹水、消化道出血及肺部感染等情况都有，家长都有点想要放弃了。我就问家长，他们最根本的顾虑是什么。他们告诉我，一是之前的治疗已经把家底掏空，实在没钱了；二是担心娃娃做了手术后不能完全恢复正常。我就给他们讲，现在有很多的慈善基金和专项救助，只要他们有意愿、有决心，我们团队会帮他们想办法解决肝移植的费用。现在肝移植技术比较成熟，虽然不能保证100%成功，但大部分患儿经治疗后能正常学习、生活，甚至将来升学、就业都不会受到影响。听了这些，患儿家长决定捐肝给孩子做肝移植手术。后来，经过我们的精心准备、精细手术和全程管理，这名患儿的手术很成功，恢复得很好。

我们的工作虽然非常辛苦，但非常有意义。看着一个个生命经过自己的努力重获生机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。

杨家印：选择了肝移植专业后，我发现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域、经济等原因，患者群体的整体经济条件和一些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。很多边远地区，特别是四川省、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省等的高原地区的患者，来一趟华西医院非常不容易，可能路上都要走好几天。有些患者做了手术回去之后随访困难，后续服药情况、身体状况可能也没人管理，容易出现移植物功能异常，严重的甚至导致死亡。

所以，我有两个愿望。第一是让经济条件相对差的终末期肝病患者，不要因为钱的问题做不了肝移植而失去生命。这是我的老师和前辈们一直给我们传递的信念。我们愿意为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多挽救一些患者。多年来，在我的老师严律南教授的带领下，我们不断优化肝移植围手术期流程，提出移植物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在移植、管理患者过程中花更多心血监测微小的变化。对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，我们提前预防、处理。在保证手术效果的基础上，我们团队的肝移植费用明显降低。对于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的患者，我们还积极帮助寻求相应的慈善基金支持和相关补助，让更多人获得救治。

第二是希望边远地区的患者，不要因为手术后随访跟不上、病情没得到连续性管理，失去移植的器官甚至失去生命。为此，我们中心建立肝移植患者全程管理中心，运用多种方式加强与患者的联系，按照随访时间提醒其检查，持续跟踪了解患者后续身体情况。

此外，我们还探索、建设西部边远地区移植患者长期随访体系，借助华西医院的医联体体系，建立“基层—县—市—华西”联动的随访体系，通过培训边远地区基层医生和患者两个途径，把西部边远地区移植患者随访的及时性和完整度提高到接近100%，有效解决边远地区移植患者的随访难题。

通过前期努力，我们大幅提高了患者的中长期生存率和生活质量。针对基层医生和器官移植患者，我们正在编撰一套藏语器官移植随访丛书，预计很快会出版并通过自媒体和手机端等渠道上线。最近5年，我们很少有边远地区的患者因为随访没跟上或者失联身体出现问题。

杨家印：肝移植是整个肝胆外科中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领域。它的发展历史还不是太长，因此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去进行技术创新。前辈们在这方面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作出了表率，他们常年工作在临床一线，整天琢磨怎么把这个手术做好，在技术上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思路和方案。有幸在这些老师的门下学习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，我们团队也在做一些具体肝移植术式创新。

比如，我们在肝移植中常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供肝体积很大。因为肝源非常稀缺，一个患者能等到肝脏很不容易，所以遇到体积很大的肝脏，如果质量很好，我们就会一肝两用，把一个肝脏供给两名患者用。但如果肝脏质量差一些，我们就要减体积。在减体积方面，我们团队就借助平时做腹腔镜肝切除的经验摸索出一个优化方法，既可以把肝脏的前后径缩小，便于移植，又保证减的体积不会太多，这样既避免了大肝综合征，也避免了小肝综合征。

此外，我们中心还在国内率先把微创技术引入活体肝移植领域，牵头建立微创活体肝移植供体手术技术体系并在全国推广，减少供体损伤，缩短住院时间，减少医疗支出。每一项技术创新，都是为了让患者更好更多获益。因此，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还将继续努力，永不停步。